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和强烈海啸,核能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选项

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和强烈海啸,核能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选项,该事故对中国核电意味着什么

摘要:  2011年3月11日,是一场震惊全球的核灾难的起点。
  当天,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和强烈海啸,使福岛第一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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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来讲,核能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选项。2014荷兰核安全峰会前夕,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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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经》:福岛事故三周年了,现在回头看,该事故对中国核电意味着什么?  孙勤: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核电发展进入了一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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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11日,是一场震惊全球的核灾难的起点。

  “对中国来讲,核能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选项。”2014荷兰核安全峰会前夕,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开工一批核电项目”,显示出中国坚定核能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财经》:福岛事故三周年了,现在回头看,该事故对中国核电意味着什么?

  当天,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和强烈海啸,使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二核电站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大规模放射性核素泄露。“黑云压城”,周围广大居民的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受到威胁。

  他说,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中国已形成包括核电、核燃料循环和核技术应用等在内的完整核工业体系。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中国积极稳妥推进核能发展:2012年发布调整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运行核电装机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的目标。

  孙勤: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核电发展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应该说这是有利于核电发展的。

  福岛核事故发生的次月,日本开始启动核损害赔偿工作。截至2014年2月28日,东京电力公司累计收到索赔申请210万件,累计支付赔偿金3.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110亿元)。据估计,福岛事故的核损害赔偿总额将达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亿元),赔偿工作远未结束。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投入商业运营的核电机组达到17台,总装机容量约1500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31台,装机容量近350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规模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在建规模约45%,是世界上核电发展最快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们不断提高对核电发展的要求,也提高了核电发展技术和核电机组的本质安全性。这使核电能够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福岛核事故损害赔偿的高度复杂性和巨额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核风险的巨灾性质。当前,我国核电处于快速发展期,年运营增量和在建规模均居全球首位,核电风险整体形势呈现出新特点。目前,我国核电主要分布在人口和财富最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按核电站30公里范围内常住人口30万人的保守标准估计,国内包括大亚湾、秦山、田湾、红沿河、宁德、阳江、福清7个在运核电基地的周边常住人口也已达到210万人,随着在建项目的陆续投产,潜在的核事故影响人群还将持续增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下一步既要保证经济发展对能源进一步增加的需求,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核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王毅韧说。

  这几年的调整,应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对核电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一旦核电站周边的企业居民生命财产利益无法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障,极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严重的甚至可能成为推行国家核能政策的阻力。因此,未雨绸缪全面加强国家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加强核巨灾损害赔偿体系建设,已成为不仅关系核电发展而且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

  王毅韧称,相对于煤炭发电,核电不排放有害气体和温室气体,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目前核电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4%,中国只有2%,表明核电发展空间很大。下一步要大规模发展核电,这也是优化中国能源结构,保持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

  贺禹:福岛核事故后,我们国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开启核电建设。去年、前年均是在已批的厂址上开工了几台以前已核准的机组。

  按照国际通行的核风险管理体系,各有核国家和国际社会均在发展核电之初或之前就提前设计了比较成熟的核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核电的发展,另一方面保障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以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目的。这一制度体系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核心宗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核设施周围居民在核事故条件下获得充分的损害赔偿,二是通过明确规定运营商的损害赔偿责任,锁定运营商赔偿风险,促进核能的发展。核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种核事故发生后的受害人救助和损失经济赔偿安排,与核安全监管制度形成互补。

  同时,在代表人类未来能源发展美好方向的核聚变领域,目前虽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实现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中国早已未雨绸缪,既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也在自主研发俗称“人造太阳”的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但这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国家和民众更加重视核安全。

  然而令人遗憾与担忧的是,与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专门针对核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核损害赔偿相关法律的主要核电国家。在我国,仅有的关于核损害赔偿责任的文件是国务院在198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1986]44号文)和2007年给国家原子能机构的《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64号)》。而且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国函64号文还存在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低、没有涉及诉讼时效和司法管辖等方面的缺陷。

  至于公众担心的核电安全问题,王毅韧指出,截至目前,中国核电机组运行20多年来均保持良好的安全记录,未来中国将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要求新建核电项目;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对所有核电机组进行最严格的安全审查,并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设防标准;中国建有国家核应急体制,2013年还发布最新版《国家核应急预案》。

  经过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我们核电的安全发展水平会更高。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够不够安全,不是坏事儿。我们会按照最高的安全标准发展核电。

  根据国函64号文的规定,核电运营商需承担最高3亿元人民币的核损害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政府承担8亿元人民币,其余由国务院另行研究确定。无论是与主流欧洲国家核电运营商法定赔偿责任限额不低于7亿欧元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国函64号文规定的不高于3亿元的责任限额都属于全球最低,这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核电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及国际发展趋势不相称,受到国际社会诟病,也不利于促进核电企业自身加强风险管理以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

  中国核电的安全问题可以解决,“安全是有保证的”。王毅韧说,据其到很多核电站所在地了解,“绝大多数地方公众对核电是接受的,而且是欢迎的”。

  《财经》:中国风力发电规模已超过核电,太阳能发电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既如此,中国为什么还要发展核电?

  我国核电发展的高速度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核电企业谋求上市)、境外资本逐步进入等新特点,客观上都对核损害赔偿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未来的全球核电大国,无论是从核电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还是从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构建法治文明的角度,都应该尽早建立一套完整的核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以妥善应对潜在的重大挑战,厘清极端事故情形下的赔偿责任。

  孙勤:中国的能源从长远说,煤炭还是主力。中国现在电力装机70%是火电,在环境压力下,传统煤炭必须要向清洁煤发展,此外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核能。

  建立健全我国核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应当以立法形式对核损害赔偿做出全面和明确规定。目前,国家有关机构正在起草《核安全法》,鉴于核损害赔偿的广泛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且关于核损害赔偿的内容与“核安全法”有很大的相关性,建议在“核安全法”中以单独章节全面、明确规定核损害赔偿的内容,对核损害的定义和范围、核设施运营商的范围、赔偿责任、赔偿范围、赔偿限额、赔偿顺序、责任免除、诉讼管辖、诉讼时效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合理提高核电运营商核损害赔偿责任限额水平,为后续操作层面的核损害赔偿体系建设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放心保)建设奠定必要基础。

  从中国整个能源结构来看,火电要受到限制,水电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太阳能、光伏能还受到一定技术制约,真正能够大规模代替化石能源的,还是靠核电。

  其次,我国应加快研究建立国家核损害赔偿应急制度。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核应急体系,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涉及约20个国家部委和军队力量。然而,整个核应急组织体系偏重于核安全层面的核应急,对核事故后的损害赔偿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福岛核事故的经验表明,核应急体系对减少和消除核事故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当核辐射大规模泄露不可避免时,及时、高效、公平的核损害赔偿对平复受害人情绪、稳定社会舆情、恢复人们信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核损害的赔偿工作也将会是事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尤其是需要一个设计科学、有计划定期预演的核损害赔偿体系的支持。考虑到核损害赔偿体系的重要性,在国家核应急组织体系中单独设立核损害赔偿应急体系是极其必要的。

  核电不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从经济性和环境友好性上来说,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再次,建立健全我国核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充分利用核保险共同体的市场承保能力和专业资源,充分发挥商业保险风险管理的成本优势和防灾减灾的专业优势。目前我国核电运营商应承担的3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责任是通过中国核共体提供的核第三者责任保险来获得的。核共体提供的保险保障不仅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而且具有长期、可靠、稳定、偿付能力强等特点,适应了核风险发生频率低,损失大,影响范围广、时间长、统计规律不明显等特点,符合各国管理核风险及核损害赔偿的通行做法。

  2013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占到9.8%,在国际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清洁能源需要进一步发展。未来我们再增加煤电的话,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雾霾会给环境带来压力。

  此外,从我国核能发展和核保险的发展看,建立与核巨灾风险保障相适应的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积极借鉴国际核保险的准备金模式,在保险行业主管部门和财税部门的政策指导和支持下,尽快建立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制度,进一步巩固、加强核保险对核损害赔偿和国家核电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作者系中国核保险共同体执行机构总经理)

  在发展和环保方面进行平衡,核电比较现实。

  贺禹:核电单机一般在百万千瓦以上,运行稳定,利用小时可达每年8000小时,可以作为电网基荷运行,生产过程基本是零排放,改善环境的作用十分显著。

  中国目前已经建成的发电总装机是12.4亿千瓦,核电目前只有1000多万千瓦,到2020年在建和在运的核电机组一共是8800万千瓦,占发电总装机的比例还是非常低。

  2013年国内非化石发电仅占22.3%,在国际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低,清洁能源需要进一步发展。未来再增加煤电的话,环境压力太大。综合平衡看,核电最现实。

  《财经》:民众对于核电安全非常关注,中国的核电安全水平与世界同行相比究竟如何?

  孙勤:中国的核电安全,不管从政府监管提出来的标准,还是企业的现实生产实施和保证条件,都在世界先进行列。

  现在中核运行的十几台机组都加入了世界核电运行者协会。各项指标和措施都对世界开放,也接受社会监督。

  我们真正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其实就是一条,要把核电机组的本质安全做到最高,让核电站原则上不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或者说,哪怕万一发生重大事故,也不会对厂外的公众产生影响。最近,我们力推的第三代核电站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现在我们的水平,应说已能满足当前核电安全稳定运行的这个标准。

  贺禹:福岛核事故后,国家对核安全非常重视,发展核电非常慎重。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未真正开启核电建设,并没有新的厂址开工。

  现在国家核安全局对安全高度重视,在核电技术安全标准方面,确定的标准是最高的。

  目前国内在建和在运营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中广核加入了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每年的评比中我们有很多数据位居前列,受到了国际同行好评。

  《财经》:关于中国的核电体制一直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竞争好,有人认为统一好,何种体制适合中国核电的发展?

  孙勤:国内核电企业应在政府的指导下,加强协调合作,建立市场开发秩序。

  特别是当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世界核工业巨头时,“与狼共舞”就需要联合起来。与其给外国人当伙计,不如我们中国人自己牵头干。

  同时,光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从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配套政策的“碎片化”。

  如果能够有一个平台,根据“走出去”项目的需要,打包形成技术输出、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的政策“集装箱”和“拉杆箱”,将是对企业的有力支持。

  贺禹:竞争和统一,我认为各有优缺点。大一统的体制在国际上有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把业主放开最好的例子是美国,但美国放开业主,不是说谁都能干核电,运营要交给专业化公司,而且只是放开投资。

  我觉得中国核电业主目前的结构还是比较合适的,核电门槛还是要高一些,因为你需要承担核安全的责任。但投资可以放开,由专业团队来管理,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大亚湾核电项目实际上就是合资的。香港中华电力参股25%。我们欢迎其他央企和私人来投资。

  《财经》:中核和中广核共同研制了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此前国核技代表国家也从美国西屋引进了AP1000核电技术,现在这两种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

  孙勤:国内建设以AP1000为主,华龙一号并不是要取代AP1000。AP1000首批四台机组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在工程得到验证之后,AP1000可以推广。

  对于华龙一号,我们的定位主要是出口,在国内,华龙一号希望可以小批量建设。中核、中广核各建两台,主要也是为了有利于出口。我们在技术上完成了华龙一号的设计,现在需要政府的认定。

  贺禹:中国从美国西屋引进了AP1000核电技术,然后再消化、吸收、创新研发了CAP1400核电技术,这是主线。

  目前国内的核电技术我认为是“一主一辅”,辅线就是国内两家最大的核电集团中广核和中核共同研制的华龙一号,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安全标准上符合三代核电的要求,经济性上有竞争力,代表着中国核工业发展30年的成果。

  现在,中国的核电技术已经形成,再往下就要大力发展核电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今年要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这个提法是此前很多年都没有的,我非常赞成。

  《财经》:未来10年至15年,两大集团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孙勤:中核更重要的是发挥一个整体的体系优势。中核更重要的是它的科技能力,我们能够推出不同的新品牌、系列化品种,不单单有反应堆,还有燃料、环保和服务,发挥我们的整体优势去占领市场,以科技创新引领核能全产业链布局。

  未来,我们可能更多地跟“微笑理论”一样,前端卖技术,后端卖服务,包括后处理、燃料元件,我们不一定去计较每一个厂址上的股权比例。核电当然要有利润,但是核电标杆电价确定后,利润可能更多要体现在软的东西上面,比如技术水平、发电效率、管理和服务水平,所以我们发挥整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做这个有竞争力。

  中核集团区别于其他企业重要的一点是军民结合,我们要满足军的需要,又要满足民的需求,两者结合,互相促进。

  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将推出一系列品牌,包括华龙一号、小堆等等,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所在。

  贺禹:中广核现在将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水电等非核新能源,也明确列为战略发展方向,目前已经呈现规模效益、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预计到明年,中广核非核新能源在运装机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约占全集团在运装机的41.6%。

  不过,我们会始终坚持“以核电为主”的产业定位不动摇。发展核电,是国家赋予中广核的使命,核电业务将始终是中广核的核心支柱业务,是重中之重,在中广核资源配置中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非核新能源,定位为中广核的新兴成长业务,是中广核产业发展的重要补充。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会冲击中广核核电的核心支柱业务地位,也不会对核电的安全高效发展带来影响。

  《财经》:出口核电站,对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形象等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中核和中广核对于核电出口的战略规划是什么?

  孙勤:中核集团的核电走出去战略在欧洲、美洲和亚洲都在积极推进,在非洲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在阿根廷,双方交流也比较深。

  但阿方可能也在观望,中国的华龙一号示范堆开始建设后,他们那边才会放心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国内尽快开建示范堆。

  但不管怎样,核电出口是一个长期工作,我们现在给目标国家培养人才,帮助他们搞一些小型的研究装置,这些都属于前期合作阶段。核电走出去需要精耕细作,慢慢培养客户。

  贺禹:去年,在李克强总理见证下,中广核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签完之后我们有半年的谈判时间。我们希望成为罗马尼亚两座核电站的总包和运营方。

  另外在英国,中广核参股了欣克利角项目,占比是20%,未来我们希望控股一个英国核电项目,这一点去年卡梅伦访华时,已经做出了肯定的表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希望把华龙一号技术带出去,把我们的核电设备带出去。此外,在南非和土耳其的项目上我们也都在积极争取。

  中国核电发展至今30年,队伍没有断,项目没有停,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设计队伍、设备制造队伍,从设计、施工到运营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这一点在国际上是得到认可的,我们是有实力的。

  《财经》:通过日本福岛核事故,老百姓对核电越来越了解,核电公众沟通必须被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去年的江门事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对此有何思考?

  孙勤:对于江门事件,中核认真进行了反思,第一,今后的工作要做到科学论证,比如对燃料产业园的十大项、200多个指标要请专家论证。

  第二,是要做到充分沟通。要做好公共关系工作,要形成长期系列化科普活动,范围要广、程度要深,潜移默化影响公众,为公众增信释疑。在今后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要考虑除本地区外范围更广的群众影响。

  第三,我们要慎重决策。项目征求意见要经过国家政府部门,要通过地方人大。核电的发展要进入到法治的程度,如核电、核设施等的选址等。

  贺禹:今后中广核要加大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以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去年通过微博和微信,召集网民参观核电站等很多实践。我们从组织架构上做了调整,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做媒体和公众沟通,我们认为这非常重要。今年跟公众沟通是我们的战略焦点之一。

  在西方国家建核电站,也会有人反对,但是西方法律比较完善,有很多渠道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方面,我们国家确实有需要加强的地方,比如江门事件。

  其实这个项目,真的没有放射性污染,但最后却被推翻了。不过从江门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了解核燃料厂。中国核电发展需要核燃料,这个项目肯定会继续推进,但不一定是在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