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清洁能源之于中国环境的重要性,中国为什么选择美国

中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核电技术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时,他表示目前国内核电行业的五个关键字为,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清洁能源之于中国环境的重要性

摘要:中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核电技术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时,我已经68岁。国务院任命我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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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4月2日举办的2014电力规划发展论坛上,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核能分会筹备组副组长田力发表了题为《核能发展观念转变势在必行》的演讲,他表示目前国内核电行业的五个关键字为:热、小、慢、乱、急。他指出,印度、韩国、法国等国家核电之所以稳定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原子能法的出台,核能发展作为战略方针写进原子能法,无论外界如何变动,核电发展的路线不会动摇。因此他指出,中国核电要想健康发展,正确、稳定的核能观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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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以来持续的雾霾天气,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清洁能源之于中国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核能、风能发电。4月9日,国家能源委员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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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核电技术

 在4月2日举办的2014电力规划发展论坛上,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核能分会筹备组副组长田力发表了题为《核能发展观念转变势在必行》的演讲,他表示目前国内核电行业的五个关键字为:热、小、慢、乱、急。他指出,印度、韩国、法国等国家核电之所以稳定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原子能法的出台,核能发展作为战略方针写进原子能法,无论外界如何变动,核电发展的路线不会动摇。因此他指出,中国核电要想健康发展,正确、稳定的核能观必不可少。

2013年以来持续的雾霾天气,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清洁能源之于中国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核能、风能发电。4月9日,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做客腾讯财经,解析中国核电、风电发展意义及安全性问题。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时,我已经68岁。国务院任命我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家核电”)筹备组组长,我带队具体参与了国家决策引进世界先进核电技术AP1000的全过程,并在谈判桌上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过程。

宇观经济学表明,从历史到未来,人类经历从本原经济——原生经济阶段——次生经济阶段——再生经济时代——全球经济时代多个经济阶段,每个经济阶段有相应的主要能源,从低新能源——煤炭——石油,田力指出,宇观经济时代靠新能源,核能是人类未来持续发展、持续在地球上生存,甚至有可能扩展到太空、其他星球的动力。

张国宝说:“现在雾霾大家都很关心,尽管雾霾的罪魁祸首是谁还争论不休,但起码能源结构应该更清洁化,这是一个共识。”

我被国务院急召回国,成立国家核电筹备组

田力指出,轻水堆技术路线的主导地位是技术惯性和市场趋势使然,并不是因为它最好。据1990年9月《Journal
of Economic Histry》杂志发表的“Nuclear Power Reactor: A Study in
Technological lock-in” by Robin
Cowen观点指出,水堆技术的市场领先地位源于美国海军决策者的技术偏好,以及先入为主的市场惯性,各行业历史上都存在偶然因素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裂变技术分为铀-钚循环和钍-铀循环,根据对比两项技术,钍基核电站能够克服铀基核电站缺点,表现为:军事无关性、被动安全性、更好的经济性、选址灵活性、裂变产物低寿性、与铀相比资源无限性等,因此田力表示钍基核电站更为理想。

内陆核电站技术同样成熟

2004年,党中央确定了大力发展核电的方针后,我国核电技术开始进行国际招标,为即将开展的大批核电站的建设做准备。

从核能军事工业的发展,到核电的发展,到核能经济的发展,再到核能政治和外交,是核能工业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大趋势。田力表示,再单纯依靠核能技术专家研讨核能发展战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核能政治、外交的需要,必须将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专家请进来,共同参与核能发展战略的研讨与制定。

4月初,有媒体报道了国内首个内陆核电项目桃花江核电站筹备完毕的消息,尽管这一项目并无开工时间表,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论。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公众对中国核电安全问题尤为关注,核电发展政策也因此调整。201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曾决定,对中国核设施全面安全检查,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当时,我是中国核工业集团顾问兼江苏核电公司的董事长,负责田湾核电站的建设运营。2004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德国,在为田湾核电站提供仪控系统的德国西门子公司访问洽谈,突然接到国务院的电话,通知第二天开会。由于我正在参观的工厂距离机场很远,我解释说赶不回去。后来,他们又来电话,说可以推迟一天,但第三天一定得回来参加会议。

除此之外,田力还提出建议:核电工业的发展,可以从引进起步,但是一定要快速进步到研发设计和项目管理的自主化,以及关键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的国产化。同时指出,铀-钚循环压水堆核电技术的潜在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事故概率是不可能等于零的。他指出,核能工业的发展,一定要以“走出去”为中期目标,核电技术、装备、人才、项目走出去,不仅仅具有技术和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重要的政治、外交和国防意义。持续改进核电安全、最终实现固有安全是核电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相信人类一定会开发出永续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经济、可持续供应的能源技术。

全世界有400多台核电机组,分布在美、法、英、俄、日、德、韩等30多个工业技术先进的国家。中国现有17台核电机组在运行,装机容量约为1400多万千瓦。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调整规划》,到2020年全国核电装机目标为8000万千瓦。不过按照统一部署,“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

于是,我就火速回国。回到北京后,我第一时间到国务院报到,被告知先去找当时分管核电的曾培炎副总理。

电促会核能分会定位:

针对公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张国宝做出技术解释,他说:“中国的核电就我的接触而言,在国际上还是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有后发优势,人家搞核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是最近这几年(开始的),很多都是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机组已经运行40多年了,是第一批核技术。”

见面后,曾培炎同志对我说,现在国家要成立一个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由我来当组长。筹备组就是管核电技术的国际招标,招标成功之后,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招标的核电技术落实,把依托招标技术的核电站工程建设起来,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1)引领和服务于中国核电走出去

中国现在运行的核电站绝大部分属于法国M310技术,在针对多个国家此类技术的综合评估中,中国核电站的多项指标打分都在前列。

当时,我对曾培炎同志说,自己已经68岁了,田湾的事儿也不少,这项工作任务重大,要不要考虑别人。曾培炎说,“你看,国务院主要领导也都画圈了。你就不用多说了,下午开会!”

可“走出去”的产品与服务:核电站全套、核电技术、核电装备、核能热利用技术、核能相关技术培训、核电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资本投资、核电站运营维护服务等;为中国核电企业提供“走出去”培训与咨询服务。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电站厂址按滨海、滨河、滨湖划分为三大类。而中国通常将滨河、滨湖核电站通称为内陆核电站。目前全球在运442台核电机组中,内陆核电机组占220台。而对于这部分可能被认为更敏感的核电站,张国宝指出,其安全技术也已完善。

当天下午,国务院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宣布了筹备组的任务。小组总共6个人,组长是我,副组长有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昌基,时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中广核集团董事长王禹民(后为钱智民)、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下称“中技公司”)总裁蒋新生,前任核安全局局长赵成昆是技术顾问。

(2)促进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入核电

他解释:“核裂变产生出来热被一回路的水吸收了,但一回路是封闭的,不用来发电。一回路和二回路之间是非接触的热交换,就像我不用摸到灯泡也能感觉到它的热。二回路产生的蒸汽才推动汽轮机发电,二回路也是封闭的,不能排到外面去。二回路发完电以后需要冷却,才是用海水,并排放回海里。”这些冷却水是不含放射性物质的,而在内陆,核电机组须通过冷却塔冷却,并非像有些公众担心的会向湖、河排放冷却水,即便这些冷却水并没有辐射性。

小组只有我和孙昌基、赵成昆是专职,其他副组长都是挂职,人手不够,于是我们就聘请了三个助理:一个是现任国家核电的副总经理马璐,一个是现任中核集团的副总经理吕华祥,还有一个就是原国防科工委司长(现任中电投顾问)俞卓平;再另聘中技公司石彦彪处长为办公室主任(现任国家核电驻美办事处主任),还调聘了中技公司一批工作人员。我们筹备组的成员“自带粮票”,还在原单位领工资。就这样,我们这些人凑在一块儿,搭建了一个班子,开始借住在六里桥中技公司大楼里办公。

成立促进核电发展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核电供应商联盟,服务核电相关企业。

不过张国宝同时也强调,决策层愿意尊重民意,“中国开始建(核电站)的时候都在沿海,大家好像有这个概念:核电站出事以后排不到海里去,周边不就有影响了嘛?这种担心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的,因此作出的决定是十二五期间不建内陆核电站,让大家再去认识一下内陆核电站到底有没有不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拍板:引进AP1000

(3)推动和服务新核电技术的尽快成熟落地

降低化石能源占比势在必行

发展核电要考虑核电安全,国务院要求引进当时世界先进的核电技术,但当时并没有确定到底引进二代技术还是三代技术。最终确定引进三代技术还有一个故事。

成立高温气冷堆推进产业联盟,与快堆产业联盟建立合作关系;成立钍基熔盐堆推进产业联盟;成立核电池产业推广产业联盟。

尽管在运核电机组技术指标不错,中国相比欧洲国家和美国、日韩等,核能发电比例仍低的多。2012年,中国核电发电980亿度,2013年1040亿度,比重不到全年电量的2%。最近两年,风电发电量也已经超过核能。而在核电最发达国家之一法国,整个供电系统里核电比重是78%。

2003年下半年,中央正在研究引进核电技术,当时国内不少人认为,在原来二代核电技术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二代加”是现运行得最好的核电技术。在此情况下,有6位对世界三代核电发展了解得比较深入的专家给中央写信说,现在国际上的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熟,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三代核电,中国要大规模发展核电,应采用最先进和最安全的三代技术。收到信后,曾培炎同志很重视,开始调研三代核电。这也是国务院首次关注并锁定三代技术的由头。后来这件事被业内戏称为“核电六君子上书”。

张国宝还通过解析中国现有能源供应体系,阐述了核能等清洁能源之于环境的意义。他说:“当然也有人说核电危险,能不能一点都不搞,搞点别的行不行?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也是希望的。”

2004年3月22日,曾培炎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核电发展问题的办公会议。会议明确了核电招标的目标是第三代核电技术。而且,会议还给出了引进与购买相结合的招标条件,即在购买4台依托三代核电技术的机组后,该技术将转让给中国,之后中国将在这个技术基础上再创新,形成自主的先进核电技术。

不过现实是,能源供给结构并没有给试图改善空气环境的中国太多选择。

接下来,在三代核电技术中,是选择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技术,还是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在核电业界还存在争议。

在国内一次能源中,煤占65.7%,清洁的天然气仅占5.8%。火力发电比重,中国要比其他国家要高得多:发电设备里装机容量占70%左右。天然气清洁,但中国难以自给,去年进口天然气占比是31.4%,且比例还会上升。与天然气一样,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攀升。水电在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真正靠近消费地区的可开发水电实际上已经不多。

国务院曾召开两次小范围的会议,请外交部、发改委、国防科工委等来研究对策。在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再召开一次规模大一些的专家会,再次广泛听取专家意见。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减排压力很大。

为贯彻这个决定,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9月15日—16日在北京郊区天湖宾馆召开会议,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主持会议。天湖会议因而得名。

张国宝说:“中国烧的煤都快占全世界一半了,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世界最多的。我们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往往都是受到很大压力,唯一可解释的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占比,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比例,早已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按照此前承诺,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比重要达到15%。2013年,这一数字仅为9.8%,即便离2015年11.4%的目标,也还差1.6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闭门会议,邀请了34名专家参加,其中有10名两院院士。这两天,与会者需隔绝所有对外的联系,而且要求现场发言录音,然后把每个人的意见写成书面形式并签字上交。

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下发了《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今年要适时启动核电重点项目审批,稳步推进沿海地区核电建设,做好内陆地区核电厂址保护。

其实,这就是对我国三代核电技术路线的投票了。当时的投票结果显示,20名专家赞成AP1000(这里面很多是院士);10名专家认为两个都可以(其中,有几个选择AP1000优先,也有几个选择EPR优先);只有1人选择EPR;还有一个人弃权,说会议提供的资料不够,不足以做出判断。这些意见都用铅印的册子,留存起来了。

风电发展须完善输配电建设

这次会议应该说是一次集中行业智慧的民主的会议、科学的会议。

在中国,储量巨大、分布广泛、清洁无污染的风力发电,也被认为是改善能源结构的方式之一。张国宝主政能源工作时期,风电发展迅速。

2006年11月1日,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听取汇报并研究。温家宝总理总结时说,引进美国三代核电技术,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这件事情很重大,还需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

2013年,中国新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1449万千瓦,同比增长23%。风电年发电量13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风电已超过核电成为我国仅次于煤电和水电的第三大电源。而在10年前,全国总风电装机只有40多万千瓦。除了发电量的剧增,成本也在下降。

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引进三代核电技术的汇报。会议研究后,胡锦涛在总结中同意汇报意见,并决定正式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成建制划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走引进消化吸收的道路,实现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

张国宝说:“我接手能源工作的时候风电最便宜是0.8元/度,贵的要2元/度。这种情况下风电没有竞争力,只能当科普教育,同期煤发电不到0.4元/度。我离任时风电价格大体上在0.5-0.6元/度,已经降低了很多。”
在这期间,风电设备大量国产化,并引入竞争,使得成本快速下降。不过风电弃风现象,却也反映着发展之痛:2012年弃风超过200亿度,2013年超过100亿度。张国宝认为,唯有完善电网建设,才能解决弃风问题。
张国宝说:“由于种种原因该发(电)没让发。全国范围而言风电发电只占2%,并不多,但分布不均衡,内蒙古风电送不出来。如果能够很通畅的把电送到北京,和京津唐电网接在一起,这一点电不够用的。现在是接不到一起,才会弃风。输配电建设大大滞后于电源建设,很多地方电源建起来了送不出来。(有些)水电站都发电了,但输配电线路还没有完工。”
 

几百箱投标资料、上百位专家、耗时两年的招标

从2004年9月份发标,到2006年11月,党中央决策中国核电技术用了两年时间,同时进行的招标工作也耗时两年。

2004年9月份,标书就发出去了,全称是“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依托项目招标”。当时,美国的AP1000、法国的EPR和俄罗斯的核电技术都来投标。美国西屋公司虽然开发了三代核电技术,但美国当时电力需求不足,所以并没有开始建设三代核电站,但AP1000的技术方案已经通过美国核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核。相对而言,法国EPR没有经过当地核安全部门审核。俄罗斯的三代核电相对准备不足,个别方面还没达到三代标准。

后来,三家的标书来了,中技公司大厅摆满了三家公司的投标资料。每个投标公司要提供7套材料,都是100多箱的资料,用卡车运来的。后来正式技术转让时,资料就更多了。中标的西屋公司转让的有20吨文字资料、320个软件程序,另有许多电子版文件,这个转让规模应是我国技术引进有史以来最大的。

在评标过程中,我们要看完这些材料,并和几家公司谈判,这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评标时我们请来上百名专家,大家分组评标,并与外方进行技术澄清谈判,其中集中的评标和技术谈判有两次,分散的有好多次,各组最后拿出分组评标报告并最后形成综合评标报告。

这个评标的过程持续了近两年,这两年还没谈到价格,只是先看哪家公司的技术可行。在这期间,曾培炎同志主持过多次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也单独开小会来听我们的汇报。据曾培炎同志的秘书统计,曾培炎在任期5年间开过70多次关于核电的大小会议。而我和我的秘书去中南海汇报过几十次,到关键的时候,谈判的情况基本是一天一报。

艰难的商务谈判

2006年四季度开始与西屋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回忆起来,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但也充满戏剧性。

首先是我们要求美方调整谈判班子人员。

商务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对方在技术转让支付上坚持一次性首先支付,我方的立场是由于AP1000是首堆,在建设过程中某些设计会不断修改,所以技转费用应分期支付,直到第四个机组建成并商业运行才支付最后一期尾款。另外,我方认为分包商中介费过高,造成许多设备价格不合理,要求减收中介费,还提出一些其他降价要求。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对中方合理要求全部拒绝,导致会谈中断4天。

我分析认为,西屋公司在中国这次招标中能够中标,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其今后的发展和在世界核能界的地位,应当直接向西屋公司领导及其新的控股人日本东芝公司领导告知,如果坚持其首席代表的立场和态度,则西屋公司将会失去中标机会。

我提出要求调整代表团人员,并请两公司领导直接关注谈判,为此约东芝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面谈,并同时分别致函东芝公司和西屋公司领导。西屋公司和东芝公司领导很快调整了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当年12月份,西屋公司CEO及其伙伴Shaw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华与我方谈判。

通过互谅互让,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协议。其中包括西屋公司放弃谈判开始时提出的由于评标时间长达两年,其初始报价应上浮10%的要求,并分别就不同子项做了相应降价;在总价格上达成了协议,也同意了我方关于技转费用支付的方案。

其次是关于中方再创新的知识产权问题。双方争议比较激烈。

为了给再创新留有余地,我方坚持在合同中写明中方在AP1000基础上作出重大改进和再开发的堆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西屋是压水堆技术的鼻祖,法国、德国、日本等压水堆技术都是从西屋公司引进的)。

在2006年初商务谈判之前,我们邀请了“AP1000之父”Brushes等来华,与我方的几位两院院士座谈,西屋公司领导也参加了会谈。

会谈中,我方专家指出,AP1000功率比EPR小40%,在首堆建设过程中还会发生一些设计调整,中国各区域电网容量很大,中方准备在AP1000技术基础上,通过再开发和建设一系列试验台架进行验证,开发出更大容量(如140万千瓦和170万千瓦)的非能动压水堆,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美方对此无异议,在会议纪要中,美方持赞同观点,并表示美方也希望参加合作开发。但在2007年正式商务合同谈判中,西屋方面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不同意写入合同。

谈判僵持了几天。最后我方严肃表示,如果西屋仍不同意,则谈判中止,下一步谈判内容则是如何退回中方在签署框架合同后已交付美方的预付款。

其后,西屋方面提出折中方案,即如中方自己开发的非能动大型压水堆功率超过135万千瓦,则中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对第三国出口,但对美国和日本出口,须与西屋公司合作出口。我方研究同意了此方案,为此,中方取得了自主创新的大型非能动压水堆核电站的自主知识产权。后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列入“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作为重大专项,即CAP1400核电项目。

第三个问题是合作方式,中方坚持建设4台AP1000机组的依托项目,不采用交钥匙方式,中方要广泛参与设计、设备制造、建造和调试。最终达成协议,土建安装由中方负责,为吸收模块化施工经验,中方同意聘请一批美方专家,组建JPMO(联合项目管理机构)。在设备供应方面,中方只采购两套主设备(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等),其余两套都由中方按美方转让的技术在中国制造,美方提供技术支持。所有辅助设备按美方提出的技术要求由中方制造和采购。设计工作,由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参加,共180万人小时,折合约300人年。调试工作由中方牵头,并提供绝大部分设备。目前,依托项目建设扎实推进,首台机组有望于2015年底前并网发电。

回忆起引进三代核电技术的决策和完成国际招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过程。但事实证明,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生动证明,本世纪初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安全第一,引进先进三代核电技术,高起点推动安全高效发展,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是有前瞻性的、完全正确和睿智的战略决策。

亲历备忘

从2004年9月份发标,到2006年11月,党中央决策中国核电技术用了两年时间,同时进行的招标工作也耗时两年。

中标的西屋公司转让的有20吨文字资料、320个软件程序,另有许多电子版文件,这个转让规模应是我国技术引进有史以来最大的。

为了给再创新留有余地,中国坚持在合同中写明中方在AP1000基础上作出重大改进和再开发的堆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